【求索】

作者：黄忠廉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教授）；佟颖（天津外国语大学欧语学院副教授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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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人小传

方梦之，1935年生，浙江嵊县人。上海大学教授，翻译家。1957年毕业于大连外语专科学校（今辽宁师范大学）。早年从事科技信息的翻译、研究和编辑工作，1978年转任教职。创办《上海翻译》杂志并长期任主编，2014年起任名誉主编，国际生态翻译研究会学刊顾问。曾任上海市科技翻译学会理事长、中国译协理事。倡导中国应用翻译研究，出版《中国译学大辞典》等编、译、著45种，发文210余篇。先后获上海市科技翻译学会、上海市外文学会和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终身成就奖。

方梦之（右前）与应用翻译界同人在一起图片由作者提供

“小黄，你好，我是方梦之。你今天发言的文章能给我们《上海科技翻译》吗？”一位长者来到跟前，说“黄”字时带有“Wang”音！时间：1991年4月，地点：无锡太湖边。

“谢谢方先生。可文章已被《中国科技翻译》约了，这是我硕士论文的一章，我再从中拆一篇给您，可以吗？”后生赶紧答道。他硕士毕业仅半年有余，首次与会，就受到学界前辈约稿，顿时受宠若惊。

先生和颜悦色道：“先发来看看。”第二年，所约论文顺利刊出。无形中，先生的平易与垂爱为我这个译学研究的后生播下了希望的种子。

多语的种子

1944年秋，日占时期的上海，小学生方梦之被迫学了一年日语，日本投降后又改学英语。为学好英语，父亲让正读初三的他寒暑假去表哥家补习。在这里，他读原版著作，接受一对一辅导。1951年，方梦之考入上海动力机器制造学校，毕业后，保送为大连外语专科学校的调干生，后因品学兼优被留校，读助教进修班，又经历了两年俄籍教师原版教材密集授课的“洗礼”，几乎读遍了普希金、果戈里、屠格涅夫、托尔斯泰、契诃夫、高尔基、肖洛霍夫等俄苏名家的名作。

对语言的浓烈兴趣，他与生俱来。他曾回忆道，“只要有闲隙，弯弯曲曲的外文字母就会像‘寄生虫’一样爬上我的心头”。大学毕业后，他被分至山东一家厂矿企业。此前苦心孤诣学了三年多的俄语仍“纠扰”于他的梦际，挥之不去。休息日，他常到大明湖畔山东省图书馆读外文报刊。所学语种与时俱增，“文革”期间自学德语；中日邦交正常化后，每周利用业余时间去南京工学院听两三次日语课，还曾译校过日文专业文献。

对翻译家而言，双语就是“双枪”。儿时的国文课上，他默写，朗读，五言或七言短诗更是反复诵读，受到了基本审美熏陶。稍大些，父亲为他订购了四大名著，他还自购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《大众哲学》，甚至是《少年机电工程师》等。兴之所至，不分文理，书读多了，也就萌发了创作欲。1959年他在《前哨》发表了处女作《我的苏联老师》，感恩外教；《矿区晨歌》1964年刊于《雨花》。“文革”中，他阅读外文科技报刊简报，捕捉到苏联科研机构受体制变化影响有转型的迹象，遂写长文《“苏修”科学技术的衰落》。

图片由作者提供

翻译意识萌芽

小学时，做生意的父亲常督促他练习珠算。初中起，方梦之先是喜欢观察思考生物，后来迷恋上了组装矿石收音机、电子管收音机。三年中专，他理论与实践并重，学过铸造、钳工、刨床、钻床等，又下厂实习，“血液里淌着工匠的基因，乐于触摸机器”。

读大连外专时，学校专设“工业俄语”课程。方梦之的翻译意识也正是萌芽于那个时代。大连外专的翻译教学颇具特色：老师常身带一卷纸，每张一例，挂在黑板中央，汉俄语上下对应。老师逐词逐句讲解，两堂课讲解一种译法，理明义精，诱导他不断领悟翻译的真谛。

1957年年末，俄语助教进修班停办，方梦之遂以中专时所学专业分至济南，任省供销合作总社所属加工厂技术员、负责锅炉运行和全厂机械设备维修保养，用非所学。1958年年初，他被“委以重任”——筹建炼铁车间，三层楼高的小高炉拔地而起，全由他一人设计组建！业余除读书之外，他还爱手脑并用，摆弄器物，敲煤油炉，打柜子，修家具，既充实生活，又保持了与科技的接触。

双语能力奠定了基础，科技爱好为其科技翻译插上了翅膀。到济南工作后，出身于自行车生产经营之家的方梦之不经意间发现了俄文版《双座自行车》，试译几页投给人民体育出版社，竟被接受发表。1959年译著面世，这时方梦之年方24岁！在大连造船厂同窗的协助下，他又译了《船用蒸汽锅炉的自动控制》，仅隔一年，由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。

工厂劳动之余，翻译给了他精神慰藉。20世纪60年代初，他开始为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重庆分所出版的《机械制造文摘（动力分册）》译校文稿，每月万字左右。校译稿都出自他所在矿山锅炉旁的汽包房，大炉间既是工作间，也是翻译室。左边放着词典，右边摊着稿件，“噗——噗——噗”的蒸汽冲水声仿佛是他沉潜译事的伴奏。两种转换一并进行：锅炉房在能量转换，他在语际转换。嘈杂的环境练就了他心态平衡、思绪稳定的功夫，锅炉房成其避俗遁世之所；所译与所学契合，他诗意地栖居着，翻了数十万字的科技资料。

1964年，矿山领导问他是享受政策调回上海与家人团聚，还是按专业特长调入江苏省冶金研究所做专职译员。他志在事业，不图安逸，未多加考虑，就选择了南京。一到任，他便扎进梦寐以求的文字海洋，尽情“啃噬”，犹如老鼠入了米缸。

三年工科基础，四年外语科班，六年工矿摸爬滚打，汉译英、德、俄三语文献近百万字，刚一转为职业翻译，他就成了能手：任《冶金动态》季刊编辑，常为重要科研项目做定题咨询服务，收集、翻译、研究和整理情报，摘译、编译文献，还定期做英、俄、日、德等多语多国文献专题综述。1975年，参加广交会的英译；1976年，应邀编译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《金属材料实用手册》的“进口钢材”部分。他下足编辑功夫，对国外信息去粗取精，颠倒附益，归纳调整，突出重点，注释背景，译稿几无翻译痕迹。当下国内最需要的外译与变译，他都践行过。2013年，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：“多年浸润在科学研究的氛围中，翻译实践经验寸积尺累，科技新知日有所进，科学思维潜移默化，科研方法耳濡目染，创新思辨涌动于心。”

著名学者王佐良给方梦之的信图片由作者提供

走向应用译学

学人必具理论素养。读中专时，方梦之上过代数、解析几何、微积分、制造工艺学等理工基础课，兼及部分大学课程。他对速算法情有独钟，曾撰文投刊，虽无回音，独立专题研究却由此而发轫。上大学时，多数人认为俄语语法枯燥难懂，20岁的方梦之却因三轮语法学习而悟到理论课的理趣。他进一步研究，滋生了初窥堂奥之感。读助教班期间，他忙里偷闲泡图书馆，翻阅《文艺报》《文史哲》《文艺评论》等报刊，还与同好发起文艺理论学习小组，两周讨论一次。

方梦之在应用翻译学领域的开拓始于汉外对比与教学。20世纪80年代初，西方语言学翻译理论开始系统引进，方梦之以之为理论基础，凭借着多语功底与丰富的互译实践，本能地对比汉外语，见其异同，得出规律，进而深入理解翻译的实质与原则；领悟翻译真谛之后，他开始由微观进入宏观译论研究与译才培养。寸积尺累的翻译经验使他明白实践可充实教学，使理论引证更为自然，也可验证翻译理论。

“科研的思想和方法确已流淌在我的血液中。”面对应用译学研究，方梦之是一步步迈进而迈近的：从语言到科技、从科技到应用、从应用到理论。他发现用语言科学认识译论，分析实践，许多具体问题便能够迎刃而解，特别有助于翻译方法和转换层面的研究，这正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科教兴国主旋律下学界的主要论题之一，也是他跻身译学研究前沿的敲门砖。而科技翻译涉及科技文体，又成其最佳切入点。1989年他推出了首部学术专著《科技英语实用文体》，反响良好，北京外国语大学王佐良教授称其“有很高的实用价值，在国内似尚无第二本”，中国海洋大学杨自俭教授肯定该书是1983—1992年“取得突出成绩的代表性著作”之一，可以说，这本书的问世突破了当时国内科技翻译理论研究的瓶颈，使该领域研究在中国大地破土；1998年该书又全面修订为《英语科技文体：范式与应用》。

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国“入世”，各类应用文体翻译层出不穷，科技翻译难以概而统之，方梦之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变化，以文体为切入点，出版了系列文集、教材和专著，致力于建立应用翻译学。浙江大学郭建中教授称他为“中国当代译学发展的先行者、推动者和建设者”。他立足中国实际，用热切且冷静的目光注视着新思想、新成果，用理性的省思诠释着古今中外的译学观、哲学观和话语体系，突破了霍尔姆斯翻译学谱系图对译学的界定，明确提出“应用翻译学”这一学科，搭建了中国译学体系和译学建设的方法论体系，他的研究反映出纵横时空的二维进路和一分为三的“用中”思想。其中，三分法是方梦之翻译思想的独特之处，以“一体三环”论和“宏—中—微”论最为典型。

“一体三环”论中的“一体”指翻译的本体，包括翻译原理、策略、技巧和翻译史，“一环”是语言学及其分支学科，“二环”囊括翻译相关的交叉学科，“三环”指文化与翻译技术。苏州大学王宏教授认为“一体三环”论指明译学本体，以区别于其他学科，三分法切分出译学相关学科，彰显学科间的关系及其对译学研究的作用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蓝红军教授发现“三环勾勒了多学科途径翻译研究所构成的内外结合的译学体系”。江南大学包通法教授指出“一体三环论是现当代哲学有关本体论、知识论的认识属性和知性构式在翻译研究中的创化”。

“宏—中—微”论是应用翻译理论的框架，摆脱了理论与实践的二元对立，极具创新性。在方梦之眼里，应用翻译研究尤重“顺木之天，以致其性”的原理，而中观研究便是“顺木之天”的途径，它勾连起宏观译论与微观技巧。合肥工业大学韩江洪教授指出：中观层面的引入“不只是简单的术语的更迭，更是传统翻译方法研究在性质上发生的嬗变”，因为宏观理论关注应用翻译三原则和翻译活动三要素，将翻译主体（人）和客体（文本）统揽整合，使传统译论“落地”，使微观技巧研究“升天”，强调翻译的社会性，指明其个性化。中观聚焦翻译策略，涉及策略三要素和策略三元图，自上可由理论推演而得，自下可由翻译实践经验范畴化和集约化而出。微观探究语法、修辞和逻辑间的三位一体关系，将翻译技巧纳入理论范畴，深化了对技巧的认知。方梦之以实践证明“宏观理论需要中观理论的过渡才能向实践靠近，中观理论又是下层理论的媒介，微观理论对上层理论有反馈作用。三层理论相辅相成，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”，实现了翻译之“道”“技”“艺”的融会贯通。

1955年，方梦之（左三）与同学、外教合影图片由作者提供

传播应用译学

方梦之以《科技英语实用文体》为应用翻译学奠了基，促进了翻译学的创建。同时，他又以各种身份推动着翻译学发展。身为教师，方梦之培养了一批批应用翻译人才和译论研究者。1978年，他进入上海工业大学，任大学英语教师，偶尔代代俄语课。80年代初，他开始为研究生开设翻译课。此时，西方语言学派翻译理论大行其道，方梦之以广博开阔的思想触角，吸收各派思想精华，重新思考翻译教学，成为国内较早研究语言对比与翻译技巧者，理论应用于实践，教学效果明显提升。方梦之不仅言传身教，将专职翻译之心得倾囊相授给学生，还将教学实践和理论学习所获编成教材，泽被其他院校的师生与后辈。自1992年出版《从CET-4到专业阅读》以来，已有10余套教材面世。每本教材的编写都秉承科学实用的原则，体例新颖、编排灵活，适用于教学与自学，成为众多高校相关专业教材的“标配”。

身为主编，他以《上海翻译》为平台，为研究者提供交流机会。1986年，《上海科技翻译》创刊伊始，方梦之被委任为副主编（实为常务主编）。大学时代主持办校报，后来在南京办科技信息期刊，练就了他过硬的编辑能力；他养成了求真务实、一丝不苟的精神，任《上海科技翻译》主编期间更是将其光大。他始终立于学术前沿，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发现新思想，锚定学科发展的方向。2005年，刊物更名为《上海翻译》，栏目也顺时而变，因势而优，但办刊初衷与宗旨一直未变——瞄准应用翻译。他一贯主张且践行着作者—编者—读者三结合的办刊思想，保持刊物的学术性、应用性和可读性，坚持翻译、期刊和出版三界联动，推动应用翻译研究的发展，助力本土翻译理论的构建与传播。2013年，方梦之将这一学术平台的接力棒稳步交给复旦大学何刚强教授，现又传给了上海大学傅敬民教授。

身为活动家，他多次组织召开会议，掀起国内应用翻译研究热潮。1985年年初，上海市科技翻译学会成立，方梦之担任学会领导，多次组织与参加全国翻译学术会议。在他的号召与组织下，全国举办了20余届大型应用翻译学术研讨会，正如中南大学贾文波教授所言：这些会议起到了“凝聚共识、壮大队伍、稳定方向、推陈出新、繁荣学术的重大作用”。另外，《上海翻译》编辑部还先后与国内外有关单位举办各种学术活动、翻译比赛、全国翻译教师暑期研习班等，以文会友，以会构建团队，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应用翻译理论研究，为译学建设贡献了力量。

身为辞典编撰者，方梦之促进了译学研究规范化，为确立翻译学的独立地位做出了贡献。从20世纪90年代起，他以译学发展为背景，参与、主编辞书7部，其中1991年版《中国科技翻译家辞典》以人为主线，梳理中国科技翻译史，这是我国第一部科技翻译家辞典。2004年出版的《译学辞典》，根据术语的单义性、简明性、科学性、系统性原则整编，备受初涉译事的同行青睐，被多所院校列入考研参考书目。20世纪末，国外译论大量引入，新理踵出，新术语纷繁，业内人士应接不暇，且往往一头雾水，该辞典应需而出，将翻译术语搜罗殆尽，整理条陈，以助读者接收、理解、消化和接受。而2011年出版的《中国译学大辞典》专注“中国”，以“一体三环”为编撰基础和原则，突出学术性和史料性。2019年推出的《翻译学辞典》则与时俱进，收录很多新世纪发展较快的领域的新词，大小适中，繁简适宜，面向初入译学殿堂的读者。上述系列译学辞典的编撰充分展现了编者的胸中丘壑，既着眼当下起步，又瞄准未来远景，既务实，又有理论高度，助推了中国译学话语体系的构建。

方梦之如同一粒种子，在中国应用翻译这片土地上萌芽、秀穗、成长；同时，他又是一位播种者，拓荒、耕耘、呵护幼苗。即至今日，中国应用翻译学沃土繁花，硕果满枝。

学人忆往

“大跃进”的飓风刮过后，全国星罗棋布的小高炉偃旗息鼓。因缘际会，我入职矿山。这是一个露天白云石矿，分两部分：总部和矿区。总部在长江边上，有行政楼、机修车间、碎石车间、专用码头、仓库和职工宿舍等设施。矿区离长江约3公里，是地势较高的宁镇山脉的余脉，山高约百米，植被浅薄，便于露天开采。

我初时在总务科打杂：挨家挨户抄电表、卖饭票、刻蜡纸油印（相当于现在打印文件），发薪日为财务员“保驾护航”，骑三轮到镇上银行提取麻袋装的现金。总之，人无定岗，终日碌碌，今日不知明日事。终于，有一天人事突然通知我到离总部3公里的采矿区烧大炉。锅炉属特种设备，按规定，操作工人需经劳动局培训并考取执照，我中专学的是锅炉制造，属于免考人员，调动或许也因此。我们这一代人满脑子“螺丝钉”精神，守分安命，顺时听天，当然随时听候调遣。不过我学的是电站锅炉，与即将面对的生活锅炉——俗称炮仗锅炉（因其形状而得名），大相径庭。这种锅炉是立式的，3米多高，原理简单，仪表和辅助设备极少，一目了然。我虽没有操作经验，但胸有成竹。

矿区离“山下”总部工会阅览室较远，为方便矿工借阅图书，矿区设图书借阅处。筒子楼宿舍一般四人一室，我与室友两人的房间兼做阅览室，室内有一个大书架和一张阅览桌，藏书多为文艺类图书，由室友负责，每星期开放三次。阅览室人来人往，是信息汇集之地，工友们喜欢到这里交流，既谈矿里的家长里短，也论读书心得。

人们对烧大炉的印象是又黑又脏活又重，我在矿山操此营生却颇感舒展。铁锹与笔杆兼握，劳作与文思交融，于人生萧瑟中呈现出孤清不群的意态。在空灵辽阔的矿山中，这可说是最适合我的岗位。炉边译写、炉边学习成了我走出低谷的一个阶梯。

锅炉房位于生活区北端拐角之一隅，与浴室和开水房连成一体，除了工作日定时洗澡及打开水，平时人迹罕至。翻译需要僻静，需要独处。对我来说，大炉间既是工作间，也是翻译室。

锅炉房分内外两间。外间正中，高大的立式锅炉迎面矗立，里间有钢架把一个直径1米、长3米的供开水的汽包托向房顶，另一边靠墙放着工作台，也是我的写字台。工作台有两个抽屉：一个放螺丝刀、扳手之类的工具，另一个放我的稿子、书籍和文具。

每日劳作是间歇性的，很有规律。就像学校上课那样，甚至可以准确到分。60年代初，我经同学介绍，给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重庆分所出版的《机械制造文摘（动力分册）》（第八分册）译校文稿，每月万字。时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，物力维艰，工薪微薄，这稿费无异于雪中送炭，为小家庭聊补不足。诚然，更重要的是翻译给了我精神上的满足感和慰藉感。校译稿都出自锅炉旁的汽包房内。汽包房毕竟不是为读书写字设计的，高敞而昏暗，北墙上方开一溜小窗，虚弱的光线照亮汽包，照不到工作台，白天也得开灯。我一边放着词典，摊开稿子，对着原稿，时而疾笔奋书，时而冥心钩考，所译与所学专业相当，句比字栉，甚少语阻。

对着熠熠燃烧的炉膛舞锹添煤，干煤遇烈火，在鼓风机的助力下，火借氧威，炉膛中火星飞溅，火苗升腾，熊熊地直冲炉壁。有时，添煤后关炉门不及，炉膛的火苗贴着炉门外壁蹿出，一阵热浪扑面。随之，炉温提高，蒸汽压上升。这就是我一天中不足两小时的烧大炉的工作状态。此外，少不了运煤、出灰、清炉、放气、补水等辅助工作，以及开水房、浴室保洁等。工作顺序和心态在于自身的控制和调节，烧炉时，专心操作，一心不二用。在给浴室水池或汽包送汽时，伴着蒸汽冲水“噗噗噗”的击拍声。有节奏的音响并不妨碍凝思默虑，仍可沉潜于译事。在嘈杂的环境中，我似乎练就了心态平衡、思绪稳定的功夫。

锅炉房既是煤的化学能转化为蒸汽热能之地，也是两种语言的转换之所。火、汽、水在这里交互，知识、思想、语言在这里碰撞。锅炉房成了我避俗遁世之所，既是劳作之地，也是阅读、翻译、备课之所。领导和同侪足迹罕至，任我独占一处。我手脑并用，锻炼了体力，增进了知识，完成了数十万字的翻译。两年多后，由此走上了专业翻译的岗位。

——摘编自方梦之《译林碎影》，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

《光明日报》（ 2023年01月02日05版）